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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境中梭羅的誤讀

作者: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 王 焱

  ◤當下,嚴重的環境污染、緊張的生活節奏,使人們喪失了田園的寧靜,梭羅便被整個世界閱讀和懷念。在《瓦爾登湖》出版165周年之際,重讀作品,作者認為,不神化,不矮化,有尊重,有理解,方是對梭羅人格的正確解讀,以期還原一個更為復雜真實的梭羅。
 
  對于在瓦爾登湖畔有過一段兩年多獨居歲月(1845年7月4日——1847年9月6日)的亨利·大衛·梭羅,國人存在兩種對立的解讀,一種將其視為隱士,視為西方的陶淵明;另一種則將其打入假隱士的名冊,認為其無隱士之實卻沽隱士之名。這兩種解讀其實都是跨文化接受語境中的誤讀,是以本民族文化去曲解異域文本的文化想象。本文將在對《瓦爾登湖》進行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將國內讀者較少注意到的梭羅其他作品與傳記材料納入研究視野,挖掘梭羅的矛盾人格與隱秘心性,以期還原一個更為復雜真實的梭羅。
 
  渴望世人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自己
 
  梭羅曾在日記中這樣描述自己:“仿佛我有著兩種不一致的本性。”梭羅說自己“多少有著雙重人格,因此我能夠遠遠地看自己猶如看別人一樣”,一方面,他鐘情孤獨、熱愛自然、淡薄名利,像一位隱士,他甚至直接把自己稱為“隱士”(hermit);但另一方面,他又喜歡交際、熱心政治、重視名望,展現出非隱士的一面,說自己“本性就非隱士”。由于民族審美趣味、意識形態等原因,國人對梭羅隱士的一面是熟悉的,而對其非隱士的一面則感到陌生。于是,中國對梭羅的接受呈現出一種吊詭的現象:梭羅隱士的一面處于顯的位置,而其非隱士的一面反而處于隱的狀態。把梭羅視為隱士,是對梭羅雙重人格的片面解讀。從梭羅強烈的社交渴望、濃厚的政治興趣、隱秘的重名思想等性格與行為特征中,能夠強烈地感受到他的非隱士人格。
 
  先說其強烈的社交渴望。《說文解字》云:“隱,蔽也。”可見,隱士皆有欲避之于人之意。而梭羅卻說自己“像吸血的水蛭”一樣,渴望與他人交流,“我卻也不愿意去修行過隱逸的生活,除非是萬不得已。”愛默生眼中的梭羅“永遠都愿意參加談話,并且會一直談到深夜。”在瓦爾登湖建造木屋的過程,梭羅“完全可以一個人將屋架豎立起來”,但考慮到“借這個機會來跟鄰舍聯絡聯絡”,因而故意請求他人幫助。梭羅常在小木屋里“隆重地守候”客人來訪,并為這種期待落空而感到落寞。
 
  梭羅的湖畔生活并非如人們想象得那么孤獨,唐納德·沃斯特把梭羅的湖畔歲月概括為“一種雙重特性的生活,一種處于兩種不同領域的家居生活”,是比較準確的。《瓦爾登湖》中,有兩篇直接以“訪客”命名,有關訪客的記敘頻頻出現。這些訪客中,有些本就是梭羅的親友,母親和姐姐常來看望,超驗主義俱樂部成員作家奧爾科特幾乎每星期都在這里度過,愛默生和霍桑也都是常客;也有的是陌生的漁人、獵人、樵夫、農夫等恰好路過;或慕名而來的拜訪者。有的訪客是短暫的逗留,也有的會住上好一陣子。有的訪客是一個人來,也有的成群結伴而來,有數十人之多。梭羅甚至說:“林中的訪客比我這一生中的任何時期都多”。
 
  梭羅也會去拜訪林中居民,如愛爾蘭人約翰·斐爾德。與友人喬治·撒切爾的旅行,也是其湖畔歲月的調味劑。此外,梭羅還“每天或隔天”散步到離木屋兩英里遠的村鎮“聽聽那些永無止境的閑話”。湖畔獨居期間,梭羅還到康科德學校發表了關于卡萊爾的演講,演講結束后,聽眾們提出更想聽一聽他的湖邊經歷,于是梭羅又發表了題為“我的經歷”的演講,大受歡迎。這說明,離群索居的梭羅并未從公眾視線中淡出。
 
  梭羅離開瓦爾登之后,社交活動更為豐富,在文學領域、政治領域、科學研究領域、宗教領域、出版領域、教育領域等都有一幫摯友與崇拜者。從1851年開始,他還不斷接到演說邀請,在各地發表題材廣泛的各種演說,聲名遠播。顯然,社交情結濃重的梭羅,并不同于一般意義上欲避之于人的隱士。
 
  再看其濃厚的政治興趣。隱士通常不關心政治,只關注自我的個人生活。但梭羅即使在湖畔獨居期間,對社會政治的興趣也依然濃厚。在創作于此期間的《河上一周》中,梭羅表現出明顯的反殖民傾向。在《瓦爾登湖》中,梭羅明確表達了他對奴隸制度和戰爭的反對。1846年,他還在瓦爾登舉行了廢奴協會集會。
 
  而在梭羅離開瓦爾登之后,他更是以斗士的形象出現在政治舞臺上。他反對奴隸制度與對墨西哥的侵略,積極投身于社會變革,不僅形成了獨創性政治理論,還以旗手與戰士的姿態踐行其政治理論,與政府以及一系列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直接對抗。哈丁曾指出:“梭羅大致從他的政論文《論公民不服從》,經過《馬薩諸塞州的奴隸制》一文,再到檄文《為約翰·布朗請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批評立場,把政府看作與個體對抗的一種機構”,基本概括出了梭羅政治生活的主要線索。梭羅的政治理念深遠地影響了美國社會的發展進程。他對個體自由和權利的強調,已成為美國精神不可或缺的部分。馬克西米利安·勒羅伊曾指出:“生態學家、環保人士、反軍國主義者、反全球化人士、經濟去增長擁護者 、反殖民主義者、極端自由主義者……無數倔強地堅持著理想的人都從梭羅的作品中,從這位生于1817年的美國人的一生中找到了反抗各種壓迫和不公的武器。”可見,梭羅的政治姿態與隱士截然不同,不是淡然疏離的,而是積極介入的。
 
  最后分析其隱秘的重名思想。隱士有不欲為人知之意,不僅想忘記這個世界,還想讓世界忘記自己。而梭羅則將自己視為“黎明時站在棲木上的金雞”,希望世人能夠仰視他,聆聽他,尊崇他。羅伯特·米爾德曾指出梭羅寫作《瓦爾登湖》的隱秘動機:“吸引文學‘讀者’去觀看、羨慕和認可他的行為。”在當時一部分鄰人眼中,梭羅“游手好閑”,“住在康科德林中的茅屋里,整天在樹林和田野中游蕩,耗費了時光和在哈佛所受的教育”。梭羅想借此重塑他的形象,向曾經低估他的鄰人證明他不同凡俗的神圣合理性。
 
  梭羅一生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共完成了百萬余字的作品,這非凡的毅力背后,展現了梭羅渴望世人全面深入了解自己的宏大意愿。梭羅還不斷對自己的作品進行修改,如《瓦爾登湖》一書至少經歷了七次漫長的修訂過程,希望能在讀者心中建構起更完善的自我形象。甚至在臨終之際,梭羅還在對《河上一周》作最后修訂,與妹妹一同安排其著作的出版事宜。
 
  同時,梭羅也非常在意時人對自己的評價,并對負面評價深感焦慮。洛厄爾曾諷刺梭羅不過是愛默生的影子,愛默生沒有大力宣傳《河上一周》,甚至還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這都讓梭羅非常惱怒。梭羅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奇森庫克》,當時的主編擅自刪掉了“此樹如我一般永生,有望高入天庭”一句,讓梭羅非常憤怒,他給主編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件,要求重新刊出被刪字句,主編不從。于是在《大西洋月刊》更換新主編之前,梭羅再沒提供過稿子。如果不是梭羅如此在乎他人的認可,他怎會在這些問題上如此計較,這顯然也與不欲為人知的隱士大不相同。
 
  中西跨文化傳播中的假想與誤讀
 
  對梭羅假隱士發難,始于程映紅1996年在《讀書》上刊發的《瓦爾登湖的神話》一文。該文基于梭羅在瓦爾登湖獨居前以及獨居時的諸種“劣跡”,認定梭羅“想要隱士的聲名卻又不想過真正隱士的生活”,在學界引發強烈反響,石鵬飛據此認定梭羅其實是“假隱”,汪躍華說:“我心中的梭羅像易碎的石膏體一樣坍塌了”,梭羅“不過是一個易感而虛偽的矯揉造作的‘該死的混蛋’”。
 
  汪先生這種前愛而后憎的態度轉變在學界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他們一開始把梭羅主觀想象為類似中國古代隱士的西方隱士,又把中國古代隱士想象為在某個山林腹地與世隔絕地一隱到死且物質生活極其貧困的一個群體;然后在接觸到梭羅的某些負面材料之后,深感上當受騙,迅速推倒自己建構起來的神像。事實上,正如劉略昌所說:“歷史上龐雜的隱士陣營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即便是中國隱士最著名的代表陶淵明也不符合他們對隱士的想象。說到底,是他們的想象欺騙了自己,而不是梭羅欺騙了他們。
 
  梭羅人格中的確有“非隱士”的一面,但這與假隱存在本質區別。假隱意味著一個不是隱士的人裝作是隱士,中國古代不乏此類以隱邀名的假隱士,如走終南捷徑的盧藏用。而梭羅則不同:其一,梭羅坦承自己并非隱士,他對自己的雙重人格、社交情結以及政治意愿從未刻意隱瞞,更不希望自己被世人視為單純的隱士。在中國,隱士常被視為人格楷模。特別在古代中國,隱士往往占據道德高地,具備道德名人的效應,正如胡翼鵬所說:隱逸“不僅是隱士自我標榜的道德資本,而且得到廣泛的認同與嘉許,成為士人艷羨乞求的理想境界”。而在西方,并沒有這樣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將隱逸等同于高尚的隱士文化,整體而言也未出現過中國式的隱士群體。因此梭羅沒有將自己偽裝為隱士的內在動機。與逃避社會的隱士相比,梭羅更服膺改造社會的英雄。梭羅曾在有關沃爾特·羅利的講演中明確指出:“苦行者低于英雄,因為英雄的信仰不需要狹窄的小屋,而是廣闊的世界。英雄可能是世界上最卓越的人了,他們是思維活躍的詩人,有進取心的圣人。”可見,梭羅并不以苦行的隱士為人生理想,他一直懷有英雄的進取心和使命感,期待能在歷史舞臺上大有一番作為。將梭羅認定為假隱,其實是中西跨文化傳播中的假想與誤讀。
 
  其二,隱士人格的確是梭羅的重要組成部分。何懷宏曾指出:“梭羅生活得有時像個隱士,他可能時常覺得那山、那水比那人更與他相投”,這揭示了梭羅隱士人格最典型的體現,即對孤獨的追求和對自然的摯愛。梭羅有渴望社交的一面,也有享受孤獨的一面,他多次強調“自己是喜歡獨居的”,“有了伴兒,即使是最好的伴兒,不久也要厭倦,弄得很糟糕。……社交往往廉價。”梭羅與社會存在一種巨大的疏離感,這一方面源于他的人生觀常與主流社會相抵牾;而另一方面,也正如愛默生所說,是他過于高傲、坦率、嚴肅的性格弱點,使他“不能夠在人間得到足夠的友情”。于是,大自然代替社會成為其精神家園,梭羅說:“你在社會里無法找到健康活力,置身大自然里卻能如愿以償。”盡管梭羅對湖畔生活隱逸格調的渲染的確有言過其實之處,但他對大自然的依戀是極真誠的,貫穿了他的一生,即使在重返塵世之后,他仍然與大自然保持著密切的交往。他對自然的書寫充滿靈性的光輝,享有“綠色圣經”之譽。如果說,假隱士是將大自然當作以隱求顯的砝碼,而梭羅則將大自然真正視為靈魂的港灣。
 
  梭羅固然不是纖塵不染的世外高人,也絕非沽名釣譽的卑劣小人。梭羅言語與行為背后對意識形態的犀利批判,對本真生活的躬身實踐,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美麗呈現,對公民權利的英勇捍衛,足以讓其無愧于“偉大的梭羅”這一稱譽。不神化,不矮化;有尊重,有理解,方是對梭羅人格的正確解讀。
 
  《社會科學報》總第1651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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