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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類理性視角紀念五四運動百年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 劉悅笛

為“大啟蒙”辯護:中國啟蒙的世界價值
 
  五四新文化運動乃是具有世界價值的,它始把約占這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四億中國人帶到了啟蒙之境,也將人類啟蒙拓展到了“大啟蒙”的階段,并關系到啟蒙的“理性與情感”之辯。啟蒙將會是一個漫長的正在進行時,如今甚囂塵上的各種“反啟蒙”論點,可以休矣!
 
  從“啟蒙的理性”到“理性的啟蒙”
 
  當今國際上,最為激烈的啟蒙與反啟蒙之爭是蒂芬·平克2018年發表最新著作《當下的啟蒙》后的爭論。當這位思想者重擎啟蒙大旗的時候,他的思想得到了來自左右兩派的尖銳批判。出版一年之后,平克又以萬字長文進行了反駁,批評那些批判者們非但沒去擁抱啟蒙的理想,反而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生存威脅以及孤獨、抑郁和自殺的流行病”歸咎于啟蒙,從而幸災樂禍地宣稱:“啟蒙運動不過是一個時代業已過去的想法,很快就會被獨裁的民粹主義、社會媒體或人工智能所最終扼殺!”
 
  這種極端的反啟蒙觀,試圖讓人們徹底放棄啟蒙的基本理念。按照平克在《當下的啟蒙》里的高度概括,啟蒙運動的四大理念就是理性、科學、人文主義與進步。其中,理性是重中之重,只要是訴諸理性,那么理性就不容商榷。由此引申出第二理念即科學,“所謂科學,就是對理性的加工提煉,并以此來解釋世界”。然后,普遍的人性觀則帶出人文主義,“人是目的而非手段”成為絕對律令,它為道德確立了世俗基礎。最后的理念便是進步,因為“在科學的幫助下,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日益深入,在理性和世界主義的引發下,同情之心也在不斷擴張。因此,人類完全可以在智力和道德上取得進步”。這個啟蒙基本理念的邏輯順序安排還是相對妥帖的:從理性出發,塑造了科學,再以人文主義為平衡,從而最終導致了進步主義。
 
  然而,隨著所謂后人類時代來臨,后現代思潮逐步介入,以理性為主導的啟蒙的缺陷顯露出來:科技理性的過激增長、科技對人的異化、人文主義的人類中心化、不斷進步的負面代價,各種反啟蒙力量紛紛出場,理性也成為眾矢之的。為此,由康德闡發啟蒙而來的“敢于使用知性”的啟蒙箴言似乎都出了問題。其實,康德倡導的“啟蒙的理性”(Enlightenment Reason)只是個邏輯起點,而由此帶來的“理性的啟蒙”(Enlightenment of Reason)則是由理性所塑造的啟蒙(the Enlightenment of Reson shaped),它所造成的極端問題不能由啟蒙與理性本身來承擔。
 
  反啟蒙也是一種啟蒙
 
  如今,在世界上繼續倡導啟蒙理性,這難道錯了嗎?在中國倡導理性,還會適合嗎?哲學家伽達默爾認為:“對理性及理性所具有無往不勝力量的信仰是所有啟蒙思想的基本信念。今天,世界各地都把哲學稱之為這種啟蒙的實現。在發生過經由希臘人克服神話意識的運動,并從中世紀教會權威的強制下解放出來的西方國家中,產生了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東西”,所以理性乃啟蒙觀念之首,啟蒙時代的哲學、科學乃至人文主義都由此根源而生。后來,這些觀念東漸,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啟蒙及其運動。
 
  反啟蒙思想認定,啟蒙只是西方的獨特發明,根本不適用于多元化的世界。但是,“中國啟蒙”就已證明,啟蒙中具有可被人類所普遍接受的價值原則,并且可以在東方文化里與本土傳統溝通融匯,從而形成不同的“啟蒙范式”。 “中國啟蒙”沒有宗教的歷史羈絆,儒家世界觀可以指向一種沒有宗教信仰干擾的啟蒙主義。我們可以想見:未來終有一日,各種宗教對人類而言都失去了存在的價值,那么,中國人的“一個世界”的智慧將會由此彰顯其全球價值。當然,更有反啟蒙者批判科學,但問題并不出在科學本身,而在于人類對科學如何“理性化”地加以運用。啟蒙的進步觀倒最為反啟蒙者所詬病,但問題在于,假若沒有人類進步的根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實際上,反啟蒙是在啟蒙根基上的對啟蒙的反動,反啟蒙根本無法拒絕啟蒙的前提基礎。反啟蒙只是對啟蒙的一種糾偏,由此,我們理應提出一種“大啟蒙”觀。
 
  拓展啟蒙:“大啟蒙”的人類理性結構
 
  20世紀末至今的時代轉變向人類理性提出了新的訴求。如今,我們要從理性自身和“情理合一”的雙重維度來拓展這個狹義的啟蒙理性觀:前者是在理性內部加以擴展,而后者是在理性外部加以平衡。伽達默爾晚期所倡導的廣義的實踐哲學給我們拓展人類理性結構提供了諸多啟示,這關系到啟蒙理性的內部拓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敢于應用理性,掌握理性。這是伽達默爾延續康德的本意,因為“理性要求正確應用我們的知識和能力——這種應用同時又從屬于對我們都起作用的共同目標。這種目標的共同性開始漸漸地包容了整個人類”。這意味著,“啟蒙的理性”具有一種普遍有效性,但伽達默爾從人類實踐的角度確證了這一點,而非如康德一般給出先驗論的證明。
 
  第二,認識到理性的界限。伽達默爾闡發道:“人有理智就在于我們意識到界限,這種界限是通過使科學不能反映它自己的前提和后果而設定的。這也是一種洞見。”這意味著,我們運用理性的同時,也要知道理性的局限。如今對科學技術的使用,也是要設定倫理界限和規約的。隨著理性的擴大,新的洞見要不斷破除老的偏見。
 
  第三,批判地使用理性。伽達默爾的創見在于:“理性就在于,不要盲目地把理性作為真的舉止,而是要批判地對待理性。理性的行動總是一種啟蒙的行動,而不是被絕對地設置的新理性主義的教導,并非在于認為自己對一切事物比別人知道得更多——理性總是被理解為經常對自身和自己的條件性進行自我解釋。”由此而來的理性就是一種批判的理性。
 
  第四,理性要終成為一種判斷力。伽達默爾認定,啟蒙要成為人類的一種判斷力:“判斷力這個詞指的是,從生活經驗中產生被人認為健全理智的東西。這種判斷力同樣影響著政治和社會判斷。”啟蒙就是對于判斷力、對于自我思維能力的關心,于是,康德的啟蒙箴言獲得了新的現代意義。
 
  質言之,伽達默爾既順承了康德啟蒙理性的基本思路,又在理性內部要求擴展了人類理性結構。他的創新之處就在于讓人們面對理性,做到“敢于掌握”“認識局限”和“批判運用”,由此形成一種“大啟蒙”的人類理性模式。
 
  參與三次世界啟蒙的“中國啟蒙”
 
  伽達默爾曾給出一個與眾不同的論斷——“啟蒙是與人類共始終的”!這意味著,也許人類將與啟蒙相伴,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被蒙蔽者,那就需要啟蒙來擔當去蔽的重任。
 
  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有三次啟蒙:軸心時代一次,啟蒙時代一次,現今時代更是一次。伽達默爾認為:“整個大希臘時期的思想史,從畢達哥拉斯直到古希臘文化的科學都是啟蒙史。”然而,從全球的意義來說,第一次啟蒙并不是為古希臘所獨占,而是軸心時代各個文明異曲同工地創生出來的,中國的啟蒙時代也就是諸子百家風起的時代。
 
  如果說第一次啟蒙乃是多元共生的,第二次啟蒙主導者則是歐洲。歐洲內部的“兩次啟蒙的不同也表現在它們對待宗教的不同態度上。按照伽達默爾的理解:“在古代,啟蒙最終導致了對科學的反對;在近代,啟蒙則完全依據科學。”
 
  這里的科學所指的不是古希臘那種“理論科學”,而是近代以后的“經驗科學”,這就引發了如今的第三次啟蒙。科學預告了啟蒙,因為科學越來越清楚地告訴人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具有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世界照此發展就會崩潰。對于第三次啟蒙伽達默爾明言:“真實沉醉于技術的迷夢和著魔于解放的理想社會構成了我們時代的偏見。唯有對此進行反思,亦即勇于思維,才能把我們解放出來!”
 
  返觀中國,其實人類的三次啟蒙我們都參與其中。中國參與了第一次啟蒙,也就是軸心時代的哲學突破。第二次啟蒙,歐洲占據了主導,但是20世紀初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使得中國最終得以參與其中(大概晚了兩百年)。第三次啟蒙在西方世界始于上世紀50年代,而中國則在80年代參與其中(僅僅晚了三十年),而且全球化的腳步使得中國對這輪啟蒙的參與越來越密切與同步。
 
  由此,“中國啟蒙”便具有了世界意義。第二次啟蒙中國乃是追隨者,第三次卻可能成為引領者之一,起碼是一種新的范式的創造者。無論是從理論還是踐行上,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和文化始終未中斷的文明,中國都把人類啟蒙拓展到了“大啟蒙”的階段。
 
  啟蒙的中國之路:“情理合一”的翻新范式
 
  歐美人拓展自身的啟蒙其實是很艱難的,因為他們就身處理性強權主義的核心地帶。但是,中國卻可能走出另一條新途。啟蒙的現代性越是發展,理性、科技和進步越給人類帶來了更多異化。如今這個反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盛行于世的時代,既說明了西式啟蒙行到了困境之處,也希冀能有新的路數來破解啟蒙的悖謬。
 
  對理性、科學、人文和進步的反思,除了從內部擴展理性結構之外,還有一種從“情理結構”出發來加以平衡的本土化道路。可以用“情理合一”的情本思路,既防止“現代性”的理性之偏僻,也預防“后現代性”感性之泛濫,兩面出擊,行走“中道”。中國人所講求的理性從來不是西方化的那種“冷的理性”,而始終是合情合理的“熱的理性”。這其實也是一種“大啟蒙”,卻并不囿于“大啟蒙的理性”,而是實現了理性與感性之間的均衡發展。
 
  從“中國啟蒙”的視角來看,理性中心主義的西式缺憾需要情感之維來加以平衡。科技一味地高歌猛進,正是理性的內在支撐使然,而生物科技與人工智能的極端發展,不僅需要理性為自己立規則與界限,更需要情感為其設定標準與底線。同時,人文與科學之間“兩種文化”的斷裂需要以一種新的人類“情理結構”來加以統合,科學再發展也不能脫離與人文之間的關聯與互動,從而避免科技延展的過度化。面對進步觀也是如此,那種線性發展的、自低向高的、不顧代價的樂觀主義的進步觀并不足取,人類終究不能按照熱力學第三定律的熵原則綿延下去,而是要走出一條適度與溫和的進步之路。
 
  “中國啟蒙”仍要走在富強、民主、自由和科學之路上,這是五四百年為今人積淀下來的宏大歷史經驗,不能須臾加以摒棄。本位論者呼吁再回到150多前的舊路上去,這不僅沒必要更沒可能;西化論者希冀走上“他者”的道路,那也沒可能更沒必要,因為就連胡適當年所說的“全盤西化”,本意也是說你盡管西化,中國文化的根兒仍會將你拉回到中和之路上來。中國開始接受啟蒙觀念之后,必定要找到本土發展之路,這是“民族身份”得以確立的根本所在。無論我們說這是“重疊共識”也好,還是“中西合璧”也罷,都是要求走出“中國啟蒙”之新路,它并不是脫離本土而無傳統的自本生根,也不是徹底西化,而是具有全球化的潛質,由此,我們方可為世界啟蒙提供一種翻新的“中國范式”!
 
  《社會科學報》總第1651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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