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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倫理需關注認同與承認的統一

作者: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楊國榮

 
  ◤隨著市場經濟與多元文化對人們行為的層層解構,我國社會中不道德現象日益增多。集團倫理成為當前我國倫理建設探索的又一維度。那么,“集團”如何界定?集團何以成為道德行為的主體?集團涉及怎樣的倫理關系?本文圍繞上述相關問題展開了討論。
 
集團成為道德行為的主體
 
  集團倫理關乎集團的倫理意義。這里所說的集團,在寬泛意義上可以是共同體、集體或團體。以上視域中的集團既不同于個體,也有別于一般的人群;既不同于傳統的天下之人,也有別于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后兩者雖有基于情理(天下之人)與基于法理(公民)之別,但同時又主要表現為空間上共在的群體。比較而言,集團包含更具體的規定。
 
  從其自身存在形態來看,人總是既以個體方式存在,又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之中,集團從一個方面突顯了人的社會性的品格。在較為嚴格意義上,集團可以看作是一種有組織的人群,其中的成員之間具有多樣的關系,既包括縱向層面上下之間的關系,也包括橫向層面相關成員之間的關聯。作為有組織的人群,集團包括政黨、軍隊、企業以及寬泛意義上的學術團體、文化協會等。在現代社會中,軍隊便往往被視為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從更為內在層面看,集團中的成員總是具有共同或相近的價值取向、利益關切。沒有共同或相近的價值取向和利益關切,便很難構成有組織的群體。
 
  從倫理學上說,行為的主體常常表現為個體,在什么意義上,集團可以成為道德行為的主體?這一問題當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考察,而從社會實體與社會主體的關聯這一角度理解集團,則是其中一種可能的思路。從現實的層面看,集團承擔著行動主體的功能。作為倫理的存在,集團既與agency相關,也與agent相涉,agency可理解為機構、組織這一類社會實體,agent則是行動的實施者或行動主體。而在集團中,agency和 agent似乎融為一體,它從一個方面體現了社會實體與社會主體之間的統一:僅僅關注其中一個方面,都不足以把握它的本然形態。正是社會實體與社會主體的統一,從一個方面賦予集團以行為主體的品格。
 
  進一步看,社會實體與社會主體,本身在不同意義上涉及不同的社會關系:無論是社會實體,抑或社會主體,都是關系中的存在。以機構、組織這一類社會實體而言,作為一定的共同體,它們既面臨自身不同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又彼此之間存在多樣的關聯。同樣,以集團形式呈現的行動實施者或行動主體,也在行動過程中涉及不同的社會關系,后者以動態的形式具體表現為參與者之間的彼此協調、行動主體與作用對象的互動,等等。可以說,正是這種現實的社會關聯,為集團融合社會實體與社會主體提供了前提。
 
  社會行動與社會責任相互關聯。作為行為主體,集團同時又是責任的承擔者。不過,與單一的行為主體不同,集團作為涉及多重關系的有組織的群體,包含著不同的成員和個體,這些不同成員和個體在集團行動中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所承擔的責任也相應地各有差異。考察集團的責任,尤其需要關注集團行動的一般參與者和集團行動的主導者之間的區分,二者的區分與具體成員在集團中的不同地位具有某種對應性。如后文將進一步提及的,作出以上區分,對于評價集團的倫理行為十分重要。
 
集團涉及多樣的倫理關系
 
  集團及其行動同時涉及多樣的關系。道德主體總是需要面對不同的倫理關系,在集團的層面,具體而言,涉及集團與集團之間,如政黨之間、企業之間、文化團體之間、軍隊之間等關系。集團是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相同的利益關切、相似的行動方式、一定的責任承擔的群體。集團與集團的關系背后,蘊含以上的不同內涵,而集團之間的關聯,則表現為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共同的利益、相近行為方式的有組織人群之間的交往和互動。集團同時涉及與集團之外的個體的關系,如作為集團的政府機構與這些機構之外的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具有社會服務功能的這些機構是否為不同的社會成員提供良好的服務,直接關系機構之后的政府形象。在更廣意義上,還可以看到集團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如企業和消費群體之間的關系,便具有寬泛的社會意義,假冒偽劣產品危害消費者的權益,所涉及的便是集團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其影響所及往往關乎社會秩序及穩定發展。
 
  在集團內部,存在著集團成員(個體)和集團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個體總是被要求服從于集團、忠誠于集團、維護集團利益和集團形象。寬泛而言,從企業中的上下協力、愛廠如家,到更普遍意義上的愛國情懷、社會擔當,實質上都關乎個體與集團之間的一致。集團是通過個體呈現出來的,離開了一個一個的個體,集團就是抽象的。作為集團的成員,個體需要注意維護集團形象、保持對集團的認同。另一方面,就集團對于個體的關系而言,重要的是對個體的自主性、獨立性的尊重,避免將個體湮沒于集團之中,或者說,防止使個體趨向于普遍化。
 
  從倫理的角度看,集團所要處理的問題,主要是不同的關系,包括集團與集團之間、集團與集團之外的個體等關系。在交往和互動過程中,需要遵循普遍的倫理原則,如相互尊重、公平公正、互惠互利,等等。從集團內部來看,應當關注認同與承認的統一。一方面,集團的成員或集團之中的個體對集團應形成認同意識,將自身融入于集團,形成對于集團的歸屬觀念,注重維護集團的形象,等等。另一方面,就集團與個體之間的關系而言,則需要對個體的權利、個體的多樣存在形態予以承認,警惕個體的大我化、普遍化以及忽略個體的自主性、獨立性。質言之,不能以集團消解個體。
 
  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個體的社會擔當、家國情懷所體現的主要是認同意識,以奉獻精神、愛國情操等為具體的表現形式,這種意識對于社會的凝聚不可或缺。與之相輔相成,集團對個體的承認,則需要通過切實地提高個體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存在境遇,使之與社會的發展同步形成某種具體的“獲得感”,由此進一步深化對集團的歸屬意識。
 
個體在集團中的責任與貢獻
 
  認同與承認同時關乎集團與個體更為深層的關系,后者首先體現于避免集團的個體化。在經濟層面上,集團的個體化意味著把集團、共同體的利益變成個體的私利,以個人侵吞或占有整個集團的利益,等等。在政治層面上,這種個體化則表現為通過不當手段實現對集團的個人控制,使集團成為被個人或少數人所支配的工具。對集團的以上理解和利用,本質上同樣是缺乏對集團的認同:它所引向的,不是對集團的肯定和維護,而是對其消解和架空。對于集團之中的一般成員來說,認同主要表現為對集團的忠誠和服從,而對于集團的主導性人物來說,認同則同時體現于避免對集團的過度控制,防止集團的個體化。
 
  進一步看,這里同時關乎責任問題。集團中的不同成員對于集團的責任往往也存在差異,集團的一般成員與集團的主導者對于集團的行為需要承擔不同的責任。相對于集團行為的一般參與者,集團的主導者對集團的行為及其結果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這里,重要之點在于不能以集團來掩蓋集團一般成員以及主導人物的不同責任,如二戰時期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活動,其中既有一般的參與者,也有為首或主導的人物,對其后果,一般參與者應當承擔責任,主導者更應負責,既不應將責任僅僅算在某一為首者之上,也不能為主導人物隨意開脫,而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則不能單純關注集團(如納粹組織)的過失而忽略其中不同個體的責任。
 
  以上主要側重于從消極的方面,即避免利用集團來掩蓋個體的責任。與之相反相成的是在積極的意義上承認個體在集團中的不同貢獻,避免無視集團之中的個體成員在具體作用方面的差異。這一點在科學研究等活動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科學研究需要集體攻關,但在一定的科學共同體中,個體在探索、解決問題方面,往往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的核心或領軍人物,在科學探索的方向、途徑、方式等方面,每每展現獨特的視域,后者同時具有引導性,如實地肯定科學家在科學探索活動中的不同作用,不僅是對事實的正視,而且也體現了對科學家個體的尊重。以青蒿素的發現過程而言,其中既有研究團隊的集體配合與協調,也體現了科學家的個體的多樣才智和不同貢獻。它從一個具體的方面表明,在集團與個體的關系中,既需要注重個體對集團的認同,也不能忽視集團對于個人的承認。
 
《社會科學報》總第1652期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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