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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專業媒體跌落神壇

作者: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與公共事務教授 保羅·斯塔

 
  ◤媒體曾在各國政治生活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數字化變革洶涌而來,如今具有專業精神的媒體已經從神壇跌落,不但數量大幅減少,而且假消息泛濫,商業化趨勢愈發明顯。《紐約時報》前任主編吉爾·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撰寫的《販賣“真相”的商人》(Merchants of Truth),以及哈佛大學教授尤査·本克勒(Yochai Benkler)等著的《網絡宣傳》(Network Propaganda)等書都對此進行了集中論述。2019年3月,《紐約書評》雜志刊發了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與公共事務教授保羅·斯塔(Paul Starr)的相關評論文章《失寵》(Fall from Grace)。
 
  數字革命重擊傳統媒體
 
  自21世紀初以來,新聞業一直是一個四面楚歌、日暮西山的行業。新聞行業在收入和就業方面遭受了驚人的損失,記者成為了嘲笑甚至仇恨的對象。在政治上,整個行業已經進行了重新整合,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立場的媒體為其受眾提供了關于真相的不同版本。
 
  由于新聞媒體在20世紀后期享有巨大的優勢,因此這一職業的衰落和行業的轉型更加引人注目。大多數城市的報紙已經合并為一到兩家日報,他們幾乎壟斷了所在城市的平面廣告。盡管網絡用戶規模正在擴大,但三大廣播電視網絡仍然主導著電視新聞。紙媒和電視上的高質量新聞本身從來都不會帶來巨大的利潤,但它給媒體帶來了聲望和影響力。由于能夠獲得來自廣告的利潤收入,因此這些媒體能夠負擔得起并不盈利的高質量新聞報道。
 
  主要新聞媒體的壟斷也使意識形態兩極的激進觀點邊緣化,在公共生活中創造了兩黨達成廣泛共識的表象,在某種程度上似乎也成為了現實。在廣告帶來良好利潤率的支撐下,報界也能夠將自己塑造成不受任何商業或黨派利益影響的形象。那些敢于公布五角大樓機密文件,曝光“水門事件”丑聞以及其他重大事件中嚴守獨立標準的記者和出版商成為了英雄。這就是今天的老記者們所記得的他們年輕時的世界。那是一個權力和利潤集中的世界,但也使新聞界能夠在一定的范圍內成為政府和企業的“扒糞者”。
 
  在數字革命的早期階段,印刷媒體將數字技術視為降低生產成本和擴大受眾的一種手段,他們非常自信,以至于在網上免費提供新聞。但印刷版發行量開始下降,隨著本世紀初互聯網的發展,谷歌和大型免費分類廣告網站Craigslist抽走了報紙賴以生存的廣告收入,而Facebook則使報紙的廣告收入進一步減少。數字浪潮的全部力量在十年前爆發,與此同時,經濟大衰退爆發,許多報紙陷入破產境地,其他報紙也步履維艱。
 
  然而,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跡象。新網絡媒體創造性地運用了數字技術前所未有的能力,培育了新的公共交流形式,并獲得了大量資金的注入。從那時起,一些新媒體機構開始制作嚴肅新聞,成為傳統新聞巨頭的真正競爭對手。在過去的幾年里,堅持行業規范的記者們也重拾了使命感。在來自政府最高層的謊言和社交媒體上虛假信息的洪流中,新聞行業的領袖們毫不掩飾地宣稱,他們的工作是“發現真相”。
 
  一種新的“媒體生態系統”
 
  但一段時間以來,新聞業都不再是一個有利可圖的行業,“發現真相”的理念變得很難堅持。大部分數字廣告收入都流向了谷歌、Facebook和其他公司,這些公司并沒有將其投入到內容制作中;大多數報紙甚至不再有資源來報道他們曾經覆蓋的許多日常新聞,更不用說進行成本高昂的調查了。各種各樣的新聞機構都專注于數字經濟的新指標,關心收入和利潤的狀況。紙媒的生存依賴于機構資產的貨幣化,而這在實踐中往往意味著要求編輯人員從事商業項目,這就終結了曾經是新聞職業道德的基本原則:新聞報道本身與商業項目的分離。
 
  美國各地的報紙仍在繼續走向崩潰,但數字媒體也沒有取代他們。據北卡羅來納大學佩妮·阿伯納西(Penny Abernathy)的一項研究,自2004年以來,約有20%的報紙已經關閉,而許多幸存的報紙變成了哈佛大學尼曼納實驗室肯·多克特(Ken Doctor)所稱的“尼諾現象”(NINOs):廣告消費者減少,幾乎沒有任何地方報道。私人股份公司購買了許多這樣的報紙以榨取其最后的利潤。新的一年里,數字新聞媒體的編輯也被大量削減。
 
  雖然《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可能成功地駕馭了數字化轉型,但它們屬于少數幾家全國性新聞機構,規模大到足以從讀者那里獲得可觀的訂閱收入。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數字市場能夠支持地方乃至區域新聞業達到其在紙媒上的水平。
 
  以前,大多數美國人的新聞來源是他們訂閱的報紙、收看的晚間新聞節目,也許還有每周一期的新聞雜志。現在,他們從更加多樣化和模糊的已知來源獲得新聞,其中大部分是通過社交網絡。在《網絡宣傳:美國政治中的掌控、誤導和極端化》(Network Propaganda: Manipul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一書中,尤查·本克勒(Yochai Benkler)、羅伯特·法里斯(Robert Faris)和哈爾·羅伯茨(Hal Roberts)通過分析2015年至2018年間政治新聞如何被鏈接、喜歡和分享,以及新聞媒體如何放大或遏制謊言的傳播,闡明了一種新的“媒體生態系統”。該研究基于4萬個網絡資源中的400萬個政治故事,以及陰謀故事、謠言和完全虛假信息的案例研究。
 
  在新的媒體生態系統中有兩種謠言傳播的不同模式。偏右翼的新聞機構放大右翼人士編造的故事,如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披薩門”事件(關于希拉里借華盛頓一家披薩店經營兒童色情團體的假新聞),以及西斯·里奇(Seth Rich)謀殺案(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助理人員里奇據傳因將電子郵件泄露給維基解密而遭謀殺)。虛假故事也起源于左派,但通常不會傳播給更廣泛的公眾。右翼媒體沒有糾正錯誤,也沒有追究傳播假消息的記者的責任。而其他媒體則互相監督,在他們犯錯誤的時候糾正錯誤,在一些情況下,還對犯錯誤的人進行紀律處分或開除。這些差異不僅使右翼人士更容易受到本土宣傳的影響,也使他們更容易受到俄羅斯虛假信息的影響。
 
  專業精神的殞落
 
  本克勒和他的同事們認為,由于記者們對“平衡”的關注和對獨家新聞的渴望,右翼力量能夠“駕馭”媒體進入他們的軌道。本克勒指出,媒體存在一個機制性問題:如果記者們對特朗普進行了猛烈抨擊,如何才能保持平衡?托馬斯·帕特森(Thomas E. Patterson)的一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解決辦法是刊登同樣猛烈抨擊希拉里的文章。記者“表現”中立,對兩位候選人都進行了嚴厲的負面報道。事實上,根據帕特森的分析,對希拉里的負面報道與正面報道的比例為62%比38%,而對特朗普的負面報道與正面報道比為56%比44%。
 
  主流記者對“平衡”的興趣為有關希拉里的獨家新聞創造了一個市場,而右翼勢力能夠幫助滿足這一興趣。這種模式的一個明顯例子是關于克林頓基金會的報道。《紐約時報》刊載的一篇文章暗示,為了讓克林頓基金會獲得資金,希拉里讓一家俄羅斯公司獲得了美國鈾礦資產的控制權。盡管《紐約時報》并沒有證據表明她干預了此項交易的審批進程,但這篇文章以及主流媒體上有關克林頓基金會、希拉里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電子郵件的一些過度渲染,一些往往具有誤導性的文章,成為2016年最廣為流傳的新聞,從而幫助共和黨人將希拉里和民主黨人描繪成腐敗分子。
 
  《網絡宣傳》一書認為,主流媒體對克林頓負面報道對2016年大選結果的影響遠遠超過俄羅斯的虛假信息。作者并非要貶低專業新聞的價值,他們認為專業新聞是不可或缺的。本克勒和他的同事寫道,盡管完美的客觀性是不可能的,而真相“必然是暫時的”,但尋求真相的組織與專司宣傳的機構有著不同的運行方式。雖然并不總是成功,但是遵循新聞標準的媒體可以阻止謊言的傳播。它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希望,即民主社會能夠對世界達成理性的理解。
 
  然而,正如艾布拉姆森在《販賣“真相”的商人:新聞行業和對真相的追求》(Merchants of Truth: The Business of News and the Fight for Facts)中正確強調的那樣,關于“追求真相”的媒體的真相是,他們也在追求利潤;我們的真理商人不僅在新聞規范下運作,而且在商業約束下運作。當如此多的紙媒面臨消失的危險,如此多的美國人生活在右翼勢力操縱的媒體影響之下時,大家應該認識到,美國正處于一場觸及其根基的危機之中。(熊一舟/編譯)
 
  《社會科學報》總第1652期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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