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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語”情結如何彰顯“我們”(15JJD740005)

作者: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研究中心教授 盧德平

  民族性是一種本質性的東西,而外化和呈現民族性的除了語言,似乎沒有其他更有力的符號手段。當“華語”和“漢語”作為兩種社會共同體的符號時,任何語言整合的努力可能僅僅停留于部分成分的借用,但無法從改變社會和政治認同的底層來對另一種同一祖語的不同政治和社會意義上的語言變體進行徹底的整合。
 
    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在于:完全的整合意味著“華語”所代表的社會政治認同意識的消失,而替換為由“漢語”所代表的認同意識。這已經是一個政治難題。多元文化獲得肯定的現代社會,實際是對殖民時代所發生的主導文化語言對于非主導文化語言整合結果的反撥,而顛倒這樣的過程,似乎和歷史的教訓發生著深刻的沖突。
 
整合:從民主走向社會
 
  民族性中的統一性內涵揭示了“華語”和“漢語”不過是同一民族性符號的兩種社會、政治形態的標志。“華語”和“漢語”的區分,不過是抑制了認同維度中的民族性和文化的傳統性,而將社會和政治維度凸顯到主要位置。“華語”和“漢語”的整合,不過是抑制了認同中的社會、政治維度,而將民族性和文化的傳統性提升到顯著位置。認同維度的這種內在的張力,揭示了單純人為抑制認同維度中的部分維度來謀求分化或整合,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自指方和他稱方雙方立場不一致,由此形成對于分化或整合的截然相反的意見。
 
  由于“華語”和“漢語”表現出這樣的問題,即民族一致卻存在著歷史變化的差異,以及由此形成的內在張力,因此單純依據民族標準來裁減語言的數量,實質上根本無法解釋世界上只有200多個國家和民族,而語言種類的數量則達6000種之多,并且這樣不對稱的狀況還在持續的現象。這就說明:語言是民族、國家的,但又是社會的,社會的內在群體分化要比民族和國家的區別來得更為復雜和繁瑣,而日常使用的語言恰恰對應著社會群體的日常社會生活。日常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決定了語言所對應的社會群體的復雜性,而語言整合的真正成功恰恰在于在日常社會生活場域的成功。因此,僅僅通過民族的統一性就認為相關語言變體能簡單整合,這種看法本身缺乏對語言的社會性的正確認識和理解。
 
  無論“華語”共同體,還是“漢語”共同體,其內部社會群體表現出多樣化趨勢,存在著內群體和外群體之分,對于外群體贊同的分化或整合主張,內群體未必贊同。雖然普通話已經發揮了統一標準語的重大作用,成為外群體之間,甚至包括很多內群體成員之間溝通的手段,但方言的存在本身說明,大量地方內群體成員之間,甚至在外群體成員之間,仍然通行方言,并未完全忘記普通話相對于方言的外部性。“華語”內部同樣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方言種類分化;方言之上疊加的標準變體仍主要通行于外群體之間的交流,而非隨意的日常交流,特別在內群體成員之間仍通行內群體特有的方言變體。這些因素都對“華語”和“漢語”的整合產生了實踐的障礙。
 
“華語”和海外文化現象緊密掛鉤
 
  “華語”作為海外華人共同體的識別符號,主要是作為獨立的專名應用,而由專名過渡為一些特定領域語詞的修飾語,也即“華語”從語言共同體的整體稱謂轉向作為日常生活內容的區域流行文化的限定詞。這里出現的問題是:就日常生活中的多種社會現象而言,中國和東南亞諸國華人社區在語詞運用上存在著較多的重疊,但當“華語”或“漢語”作為修飾成分出現時,則必須有明確的區別和構成功能上的差異。顯然,這就不是語言使用過程中個體言說者對于部分語詞、句法、語音所做的風格化選擇。不是個體言說者自由選擇“華語”或“漢語”作為一定的語詞結構的限定語,而是具有語言共同體的制度化的限制。
 
  這種轉變的重要意義在于:“華語”必須和海外文化現象緊密掛鉤,而不能用“漢語”去替代,實質上是對“華語”的海外語言共同體符號的確認。在這種確認之中,“華語”和“漢語”內外有別,聲明“華語”所掛鉤的文化現象是自海外舶來的,而非中國本土的產物。這種情況也決定了“華語”進入中國大陸漢語系統里很難和漢語構成競爭。二者的差別是適用領域不同,而非在各類社會領域的詞匯化過程中可以自由替換。即使是“華語”所限定的流行文化領域對于追求文化時尚者存在著較大的吸引力,成為所謂的高階語言,然而“華語”一詞本身并無這種特質,只是其緊密掛鉤的海外流行文化對于中國大陸不少人存在著高級、時尚的間接意義。當然,語言使用者的這種態度也在向“華語”一詞本身轉移,而這種轉移發生的場所是中國大陸。但另一方面,目前學術界對于“漢語”向海外“華語”地區的轉移情況卻少有研究。漢語對“華語”及其成分的引進和運用不過是一種聲明和確證,并非一種內化的合理化或合法化程序。也就是說,沒有賦予“華語”作為通行于中國大陸語言共同體的合法或合理的語言成分資格,因此和中國大陸語言共同體的各種日常詞匯不能自由搭配。
 
語言共同體的無意識防護線
 
  在一個語言共同體內部,對于“華語”的應用所做的這種場域限制,并非來自任何官方的文件,也沒有任何社會共識的成文表述,而是直接訴諸中國大陸語言共同體成員的語言感覺,而這種感覺是語言共同體的無意識防護線。漢語的規則體系存在于中國大陸語言使用者之間有意和無意的糾正和批評。人們守護著一個看不見的共同體邊界,也遵守著潛在的語言法則。從歷史來源角度看,無論是華語,還是漢語,均同出一源,但相關社會成員建立了彼此有別的語言共同體。中國大陸,海外華人,包括東南亞以及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聚居的華人社區,雖擁有共同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屬于同一人種,但彼此處于不同的社會結構和政治體系。“華語”和“漢語”的區分,根本上是這種社會和政治的區分。“華語”和“漢語”之間存在著大量重疊因素,這是傳統的必然結果,但又存在著鮮明的區分,這是社會和政治的結果。
 
  在東南亞一些華人語言共同體和中國大陸的語言共同體之間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群體偏向。構成這種偏向的動力,包括地理的區隔,彼此交流的缺乏,當然也包括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政治區隔或群體認同。這種政治意義上的區隔或認同,本身存在著差別和統一兩種含義,即對外的差別和對內的統一。也就是說,“漢語”意味著中國大陸的內部統一,是一個民族國家的語言共同體的識別符號,而這個符號與“中國”的區別恰恰在于語言和國體的不同側面。與此形成對比,“華語”則成為在政治意義上不同于中國大陸的語言共同體的識別符號。從這一意義上看,論及“華語”和“漢語”的區分,實質上就是論述這兩個專名所指涉的不同語言共同體的社會、政治等方面的深度區別。而當我們思考“華語”和“漢語”是否可以整合的時候,我們實質上在討論這些不同的語言共同體是否可以參照共同的歷史基礎而走向融合。所以,這樣的問題已經由語言拓展到社會和政治,而成功與否的結果更多取決于社會和政治的融合可能性。
 
“漢語”能否成為新的通用語
 
  從語言表現的結果看,這種名稱的分化是事實,但這種分化的原因是由語言使用者的社會性和政治性所決定的。問題在于:這種分化是否會繼續存在下去,或反過來說,隨著中國大陸在世界上影響力的提升,以及對外交流的深化,“漢語”是否有可能輸出到東南亞等國,替代“華語”,成為一種新的通用語?
 
  “華語”共同體對中國傳統的繼承遵循著和中國大陸不同的路徑,這些不同的路徑具有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烙印。特別是當代中國歷史繼承和發展與“華語”共同體的歷史繼承和發展承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痕跡。所以“華語”和“漢語”整合的前提是首先要去除當代史的差異,而這樣的去除不是替換一個專名所能實現的。或者反過來說,一種去除歷史差異的整合,意味著中國大陸以“漢語”指稱的政治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身份對外兼容“華語”國家和地區的語言共同體,并形成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問題在于:“華語”和“漢語”作為民族國家意義上的語言共同體的識別符號的稱謂,不同于日常生活場域同義詞的替換、發音特征的選擇、語法慣用法的差別。也就是說,對于不同的語言共同體成員而言,很難出現自由替換的結果。語言成為歷史的痕跡,但反過來歷史又將語言埋進底層。可以看出,在“華語”的整合過程中,實際上面臨著歷史變化的復雜性,以及民族的統一與歷史不同變化之間的悖論,使得所謂的語言整合問題變得更加復雜。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也正是由于“華語”和“漢語”同祖同源的特性,因此目前中國語言學界產生一種整合多種中國語言變體的學術運動。“大華語”的稱謂實質是要清除“華語”和“漢語”自指和他稱的分化,將“華語”相對于“漢語”彰顯出的“他們代碼”(they code),徹底整合為“我們代碼”(we code),從而完成對中國語言原始共同體的復興。這種語言的整合行動是當代的,但它指向原始共同代碼,和社會、政治、文化意義上的“大中華”情結存在著深層次的關聯。
 
 
【本文為作者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一帶一路’關聯國主要社會場域漢語傳播的推拉因素及其對傳播過程影響的研究”(15JJD740005)階段性成果】
 
《社會科學報》總第1542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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