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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文稿》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 陸曉光

中國特色的文化,要從傳統中去研究
 

WDCM上傳圖片

 
  中央編譯出版社的鄧彤責編來電告知,《王元化文稿》(陸曉光編,2018.1)付梓在即。雖然已是預期中的事,卻還是倍感欣慰。
 
重建“文化自信”的目標
 
  編者師從王元化先生二十余年,本書稿編集也是重溫和追思往年教澤的過程。十多年前的新世紀初,由王元化擔任顧問的東方文化研究中心在我任教的大學成立。當時該中心編集了一本《旅外中國學者研究論集》。論集主要是與我同齡的旅外學者的論文。我與時在美國大學任教的邵東方先生作為共同主編多次交流后,寫了題為“描繪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術文化全球圖景”的前言。這個前言標題至少從當時看來是有點夢想。然而當我將書稿提交王先生審閱時,先生欣然為該書出版題鑒“人文東方”。(《人文東方:旅外中國學者研究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為該書題鑒的還有我任教中文系的王元化好友徐中玉先生與錢谷融先生,年事最高的施蟄存先生是用已經顫抖的手寫下“現在應當是東西文化融合的時代”。(均見該書扉頁)我由此感受到老先生們之間相通的心愿。該書前言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上個世紀對于中國而言,主要面臨的是如何擺脫自身落后挨打處境的問題,中國傳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此而主要被視為一個需要揚棄改造甚至隔斷拋棄的負面遺產;今天看來當時一些對中國傳統文化之價值有清醒認識的有識之士(例如五四時期的杜亞泉等),他們發出的聲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此而被淹沒甚至遭批判。換言之,上個世紀中國的特定歷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國母體文化對于中國人自身的價值。二十一世紀新背景中情況理應有所不同。(第13頁)
 
  其中是以杜亞泉為例說明如何“清醒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之價值。
 
  熊十力說:“哲學有國民性,諸子之緒,當發其微。若一意襲外人膚表,以亂吾之真,將使民性盡毀,漸無獨立研究與自由發展之真精神,率一世之青年,以追隨外人時下淺薄之風會。”王元化評曰:“此語發自半個多世紀以前,但今日此種風習依舊,此實可悲。”熊十力當年又說:“東方文化其毒質至今已暴露殆盡,然其固有優質待發揚者,吾不忍不留意也。”王元化于此又評曰:“這些話多為人所不知,以至他被目為一個只知歌頌傳統的國粹派。”(王元化《思辨錄》第127條)
 
  緣此我感觸到,王元化晚年“反思”潛在著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意識,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如何在新的歷史時期重建中國人對自身母體傳統的“文化自信”。王元化這個“反思”可以追溯到我國改革開放之初:“我是在一九七九年平反前,……到大百科上海分社工作的。”(《姜椿芳與大百科全書》文,見《清園近思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我在編大百科《中國文學卷》時曾提到這樣兩個原則:第一,從比較中探索中國文學的特點;第二,從文化傳統的背景上來探索形成這種特點的原因。我相信,如果我們這樣去做,對一些長期晦暗不明、爭論不清的問題可以理出一些頭緒甚至有所突破,對一些似成定論的問題也可能作出新的估價,取得新的認識。”(《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研究文學》,《傳統與反傳統》,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
 
  王元化提出應予重新評價的標志性人物是王國維,其聚焦的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之價值問題:“王國維自沉昆明湖,陳寅恪在挽詞中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可以用來作為闡釋王國維自殺的原因。這種思想反映了這一代受到傳統文化浸潤的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我以為甚至可以說,王元化“反思五四”的諸多“再認識”,包括“進化論”、“功利主義”、“意圖倫理”、“激進主義”,乃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都是基于重建“文化自信”的目標,離開了這個根本問題討論難免偏題乃至跑題。
 
王元化晚年最役心力研討的課題
 
  然而王元化“反思”的歷史語境以及賴以進行的思想資源,又有與其前輩不同的方面。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他就強調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最主要的理論貢獻在于“提出了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問題”;“講話發表以后,延安出現了大量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優秀作品,克服了以前革命文學模擬或抄襲蘇聯文藝創作的缺陷。”(《文學沉思錄》第39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之后他又多次提問討論“中國氣派”與文化傳統之關系。例如1986年4月在《文心雕龍》學會第2屆年會上講話中:“為什么在建國三十多年中文化研究幾乎是空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把這種研究看成是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馬克思說,人性可分為‘人性一般’和‘在不同歷史時期變化了的人性’。在我們的文化史中是不是也有一種共性的東西,像這里所說的‘人性一股’的存在?即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具有某種共性的東西。”(《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研究文學》,《傳統與反傳統》第74-7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1988年《文化交流和古籍整理》中再度提問并從另一角度解答:“為什么我們的文化研究會中斷30多年呢?主要是在文化研究的認識上長期存在著一種片面理解。我們過去簡單地認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經濟的反映。不錯,文化確實是與政治經濟密切關聯的,但這決不是一種直線式的簡單的對應關系,而是一種十分復雜的相互交錯相互影響的辯證關系。然而,過去我們以為只要從事政治經濟規律的研究,就足以說明文化,這樣就把對文化自身發展規律的研究取消了。但是這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文化發展八議》第58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同書中的《文化發展戰略是項系統工程》(第8頁)寫道:“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如何看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又擺到我們的面前。所謂中國特色的文化,就要從傳統文化中去研究。……每個民族都用自己的文化特點豐富世界文化之林。”中國文化如何發展是王元化晚年最役心力研討的課題,因而也是《王元化文稿》編集期望的主旨。
 
  《王元化文稿》的付梓出版恰逢“新時代”發軔,晚年最役心力研討中國文化發展問題的王元化先生,應該是尤其欣慰的吧。“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依自不依他,高視闊步,而游乎廣天博地之間,空諸依傍,自誠自明,以此自樹,將為世界文化開發新生命,豈唯自救而已哉?”(摘自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記》第243頁)
 
《社會科學報》總第1624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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